我在红三军团的经历

2018-09-27 13:57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是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之一,它是由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平江暴动〔1〕[平江暴动,即平江起义。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军湖南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团长彭德怀(中共地下党员)和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滕代远领导下,在湖南平江城举行起义。黄公略领导驻嘉义市的第三团第三营,贺国中领导驻岳阳的该师随营学校,也赶赴平江参加起义。起义成功后,成立了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师长,滕代运任军党代表兼师党代表。]组建的红五军为基础编成的。红三军团自一九三○年六月在湘鄂赣边地区组建成立,到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央俄界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团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乃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央政治局吴起镇会议决定将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正式取消红三军团番号,前后历时五年又五个月。这期间,历经中央革命根据地五次反“围剿”和跋涉万水千山长征到达陕北,我自始至终在红三军团随军转战。故此,我对红三军团的情况略知一二。每当回忆起当年戎马倥偬、艰难曲折的岁月,激动的心情就难以自己。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和一望无垠、绝少人迹的雪山草地,仿佛就在眼前;无数为革命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战友们,一个个言谈话语、音容笑貌,言犹在耳,历历在目。所有这些,都令我终生难忘。今天,就个人记忆所及,将我在红三军团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追记于后,谨供党史、军史界参考,并以此缅怀为革命捐躯的先烈。

  囿于我在红三军团只担负过一方面的领导工作,对全面情况的了解有一定的局限性,加之事隔已久,手头又缺乏历史资料查考,因此,在我的回忆中,片面、漏误之处恐在所难免,恳望熟悉这段历史情况的同志不吝指正。

  一九二八年湘南暴动失败之后,我离开湖南,辗转武汉、南京、上海,历尽千辛万苦,于一九二九年初在上海接上了组织关系。以后又几经周折,我向中央和军委提出到苏区参加武装斗争的请求,终获批准。原拟派我到广西红七军工作。后来,临时接到一个情报,得知有一批武器要从南京运往汉口,决定要活动于鄂南阳新、大冶一带的红五军准备截夺这批武器,遂改派我携带中央给鄂南特委的指示,立即奔赴鄂南。

  一九三○年二月下旬,我奉命离开上海,乘轮船赴鄂南。与我同行的还有三名原在革命军唐生智部工作过的下级军官,一个是迫击炮连连长,两个是步兵连连长。他们都是我在北伐军工作时办的教导队的学员,经我动员愿随我去参加红军。我们到武汉后,那个迫击炮连连长表示不愿继续同我们走,便自行回家了。我和两个步兵连长(一名刘玉生,一名张高寿)在汉口乘轮船到武穴镇渡口,再雇划子渡江,到了阳新县大王店鄂南特委所在地接上了关系。当时红五军已离开阳新到了江西活动,特委让我们先在当地组织训练游击队。到四月中旬,红五军第五纵队从江西回来,驻在龙港。我们三个人便被派到第五纵队工作。刘玉生(已改名刘瑜)任第四大队大队长,张高寿(已改名张焘)任第八大队大队长,我任第八大队政治委员。当时第五纵队司令员是李灿,政治委员是邓乾元。没过几天,第五纵队奉军部命令,离开阳新,经江西修水、渣津、马场,进至湖南平江县长寿街,与红五军主力会合。我们到达长寿街时,适逢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的大会上,红五军军长彭德怀作了演讲,并动员部队准备攻打平江县城。纪念会结束之后,部队分头进行了两三天的战前准备,便向平江县城开进,一举攻克平江县城,守敌何键部余贤立团及平江县地主武装大部就歼。红五军在平江县城停驻约五六天时间,敌人增兵反扑,我军就撤回到长寿街。

  打完平江之后,部队稍事休整,即向江西开进。大约在五月中旬的一天,红五军将修水县城团团围住,经一夜激战,全歼守敌,占领了修水县城。这次战斗中,第五纵队担任主攻,我率领攻城部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爬云梯登上城头。这是我参加红军后,第一次在战斗中爬城。

  打开修水之后,红五军即撤回到湖北阳新、三溪口一带。这里的群众工作基础很好,当地群众对红军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非常亲热,使我们深受感动。彭德怀同志更是高兴得不得了,连声赞叹:“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太好了!”(记得当地特委的负责人一个叫吴致民,一个叫鲁连,还有一个忘了名字,人们都称呼他刘瞎子。在特委工作的一大批地方干部,都是很优秀的同志。后来,这批同志几乎全部损失掉了,绝大多数是在肃反中被错误地杀掉的,非常可惜!)

  在阳新县境内,红五军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五个纵队,整编为三个纵队,即第一、第三、第五纵队。

  我调到第三纵队第二支队任政治委员,支队长是黄云桥。该支队各个大队指挥员分别是:

  在当地群众的要求下,红五军集中全力进攻阳新县城。阳新守敌罗霖部很有些战斗力,工事也筑得比较坚固。那时候红军的武器装备很差,更缺乏攻城武器,虽经指战员一整天的奋勇冲杀,终未能奏效,部队受了很大伤亡,乃于黄昏撤出战斗,伤员全部都被群众抢救下来。在这次战斗中,刘瑜负了重伤,被抬下来时,伤口已包扎不住,血流如注。我跑去看他,他只说了一句:“我不行了”,就再也无力气说话了。按他伤的部位,本不至于致命。但当时红军的医疗条件太差,他被抬走后不久,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部队撤出战斗之后,群众纷纷前来慰问。当地青年踊跃报名参军,部队很快就补充齐了。我深深感到,人民群众是红军的命根子,如果没有根据地群众的支持,红军不要说打仗,连立足生存也不可能。红军指战员正是明确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打起仗来总是英勇顽强,舍生忘死。

  阳新作战之后,第三纵队到赣北瑞昌一带游击,打土豪、筹款,约半个月时间又返回到阳新县境,这时,第一、第五纵队攻克大冶县城和黄石港。在黄石港,红五军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对打了一阵。后来蒋介石派飞机前来轰炸,我军即撤回到根据地内。

  一九三○年六月,滕代远、何长工等同志参加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从上海回到鄂南。湘鄂赣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湖北大冶的刘仁人举行联席会议,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决定,将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下辖第五、第八两个军。原来的第一、第三纵队改编为第五军,原来的第五纵队改编为第八军。红三军团由彭德怀任军团长(总指挥)兼前敌委员会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第五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分别由彭德怀、滕代远兼,第八军军长李灿,政治委员邓乾元。后来李灿去上海治病,由何长工代理第八军军长。

  立三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所提出的夺取以武汉为中心的大城市的盲动计划,通过参加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同志传达到红三军团。当时正值新军阀混战,蒋介石暂时无暇顾及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为苏区的发展和红军的壮大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时机,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一传达,无论军队还是地方,从上到下,大都群情振奋,摩拳擦掌,踊跃响应。当时尚无立三路线这个名词,但立三路线在一度时期确实得到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拥护。我听了传达之后,却是另一番心情,预感到情况不妙。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意识到,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当时是很不现实的。我自湘南失败,几经辗转,颠沛流离,好不容易才在上海找到党组织。这期间,我慢慢地悟出了一个道理,即红军的发展壮大,是与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密切相联的。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红军就无法生存。离开建立根据地,单凭攻打几座城市求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回想起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情况下,挥戈南下,一路攻坚,结果在汤坑、三河坝遭到失败,三万多人的队伍几乎被打光了。朱德和陈毅同志收拢了南昌起义余下的部队八九百人,拉到湘粤交界一带,发动了著名的湘南暴动,近万农军揭竿而起,整个湘南树起了红旗,何等壮烈!但于井冈山会师之后不久,立足未稳,就把湘南农军派回去攻打县城,结果纷纷遭到失败,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继之,湘南暴动时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九团,再度远离根据地,向湘南冒进。虽一度占领郴县,但很快又招致失败,只剩下肖克等同志带的一连部队。最后,还是靠同志在井冈山坚持的这块革命根据地保存了革命力量,站稳了脚跟,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现在,形势虽然有所好转,红军也得到发展壮大,但敌强我弱的总形势并没有根本改变。靠我们现有的力量去夺取中心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很有可能重蹈以往几次失败的覆辙。基于上述考虑,我便给彭德怀同志写了一封信,陈述现在不能够去攻打武汉的理由。在此期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同纵队政治委员张纯清进行争论,争论的问题就是围绕中央关于夺取以武汉为中心的大城市的计划。我们俩一路行军一路吵,宿营时接着吵。我说,我刚离开武汉时间不久,知道我们党在武汉没有多少力量,那里的党组织大部遭到破坏。因此,现在搞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暴动,不具备条件;采取军事进攻的手段,靠现有红军的力量,也不足以夺取武汉。我们吵来吵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尽管当时要去攻打武汉的呼声颇高,但彭德怀同志也考虑到确实没有足够力量攻取武汉,就没有下令去打武汉,而是率领红三军团沿粤汉路北段行动,向湖南发展,相继占领了通山、崇阳、蒲圻、通城、临湘一带地方,控制了粤汉路一大段,并对粤汉路进行破坏,于六月底、七月初攻克岳州城(今岳阳市),歼灭了岳州守敌何键部一个多营及地方挨户团〔2〕[挨户团,地方反革命武装组织。]武装。部队打开岳州城,我这个湖南人,这时才第一次登上岳阳楼。

  红三军团在岳州未及停留,即向东开进,扑向平江。平江城守敌见红军来势很猛,未敢抵抗,弃城而逃。我军未经战斗,即占领了平江城。嗣后,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湘鄂赣边特委在平江举行联席会议,就当前形势、部队的任务及行动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会上,一部分同志,尤其是红八军的同志,极力主张按照中央的部署,实行武装夺取武汉的行动;另一部分同志,主要是军团部和省委的同志,则提出暴动夺取长沙、先取长沙后取武汉的主张。双方争论非常激烈,相持不下。我在会上又发表了反对盲目攻打中心城市的意见。我说,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长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动夺取长沙,也不可能先取长沙后取武汉,而只能是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将长沙守敌吸引到野外歼灭之。若打胜了,相机占领长沙,可以达到扩大政治影响和扩军筹款之目的。我发表完上述意见之后,立即受到与会同志的严厉批评,指责我的观点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并认为我已不适宜作重要领导工作。于是,撤销了原要我当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决定我继续在支队工作。

  平江联席会议刚刚结束,尚未确定部队下一步的行动部署,长沙守敌何键所部即逼江。何键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当时,何键正以其大部的兵力追击张发奎所部和李宗仁所部,而以约七个团的兵力由长沙向集结在平江一线的红三军团梯次进逼。红三军团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即将主力移至平江城南二十华里处之晋坑就敌。晋坑一带是山地,适合我军集结隐蔽,待机歼敌。战斗打响之后,敌我双方很快即成混战胶着状态,从早晨一直激战到黄昏,我军经反复勇猛冲杀,终于将敌击溃。

  晋坑战斗开始不久,支队长黄云桥就与部队失去联络,不知去向,我只好一个人指挥部队与敌交战。当敌我混战在一起时,我突然发现身后有一支队伍向我逼进。我是高度近视,这时眼镜片上沾满了汗水,无法辨清对方究竟是什么部队。再看周围,遍是厮杀拼搏的人群,已无法进行联络。情况紧急,容不得多作思考,我便迎着向我逼近的这支队伍走过去,待弄清情况之后,再见机行事。当双方快靠近时,我模模糊糊地看到对方许多黑洞洞的枪口瞄着我作射击姿势。我意识到是碰上了敌人,稍一迟疑,便向他们摆摆手,口里喊到:“别打枪!”话音刚落,几支枪一齐向我开了火。我在喊话的同时,就势卧倒,伏地一个转身,顺着山坡滚了下去。只听子弹在耳边嗖嗖作响,料定此番必死无疑。待我滚到山脚下,感到自己还有知觉,但眼镜、帽子和身上的皮包已不见了。我用手在周身上下摸了一遍,没有中弹。敌人那么多支枪一齐冲我开火,居然没有打中。我从山顶一直滚到山底,也没有大伤,实属侥幸。警卫员在山顶上见我倒地滚下山去,以为我中弹牺牲,就只身跑回去报告了部队。我一个人在山脚下,没有眼镜,周围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只好摸索着前进。天黑下来时,我爬到公路边上的树林中,看到公路上许多人在奔跑。我恍忽看见跑的人佩带红袖标,才断定是自己人。我便上了公路,设法找到了自己的部队。

  原来敌军已被我击溃,我军正乘胜尾敌追击。我随部队一气追到长沙附近的金井,与长沙出援之敌约两三个团遭遇。我军乃采取猛打猛冲的战法,将该敌冲垮,歼灭其大部,溃敌掉头向长沙奔逃,我军继续尾敌猛追。待追到榔梨市,彭德怀同志指挥部队架设浮桥渡过浏阳河,直扑长沙城下,乘势猛攻长沙城。长沙守敌凭借坚固的城防工事,居高临下,以猛烈火力向我扫射。我军当时的武器装备很差,又没有攻城器材,在攻城战斗中,遭到很大伤亡,渐渐感到不支,并有撤退之势。这时,彭德怀同志横刀立马守候在浏阳河边,果断地下令拆掉浮桥,并传令各部队:有后退者,军法从事,格杀勿论!这样一来,才将部队稳住,继续组织攻城。长沙守敌以为我攻城受挫后准备撤退,便派出一支部队出击。该敌出城不久,我红八军即迂回到其侧翼,将其大部歼灭,残敌掉头向城里溃逃。我军紧追不舍,尾敌猛追入城。经过激烈战斗,旋即占领长沙城,何键率其余部退守岳麓山。我军攻克长沙城的时间,大约是在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长沙之战,我军以少胜多,打得相当出色。当时红三军团参战部队仅五六千人,而敌人前后共投入兵力达两万余,结果被我各个击破,仅俘敌达四五千人,缴获各种武器、弹药、装备甚众。此役我军之所以能够获胜,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红军作战勇敢,一往直前;二是彭德怀同志指挥果断,义无反顾。

  部队在长沙城里驻扎下来之后,我上街配了两付眼镜。两天之后,即奉命与黄云桥同志率第三纵队第二支队出城七十华里,进抵易家湾一线,担负向南警戒任务,以防御敌人由湘潭方向反攻长沙。

  我军占领长沙后,打开了监狱,放出来大批被敌人关押的革命同志、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这些人出狱之后,大多都参加了红军,以后都成为我军的骨干。与此同时,还吸收了一大批被俘的下级官兵加入红军队伍,红三军团迅速扩大到一万余人。当时我们还缺乏明确的城市政策,为了筹款,曾把长沙城里的资本家、商人统统抓来,以杀头和烧房子相要挟,迫其交出款来。结果,吓得那些资本家、商人纷纷逃离长沙。这时,躲藏在城里的敌何键部溃兵和地痞流氓勾结起来,趁机作乱,企图搞暴动,当即被我了下去。

  我军在长沙城里停留了大约十来天时间。敌人已集结完兵力,开始反攻长沙。敌人来势很猛,我军不敢恋战,乃趁夜晚撤出城去。由于部队在撤退时比较仓促,不得已丢弃了大批物资装备。刚吸收进来的俘虏兵也趁慌乱之际逃掉了不少。我们那个时候的经验还不足,如果打开长沙之后,达到了扩军筹款的目的,不等敌人反攻就及时撤离,当不至于受此损失。

  红三军团经晋坑、金井和长沙之役,牺牲了相当一批干部和战士。支队以上指挥员牺牲的尚记得有:陈毅安、何时达、于兆龙、李锷、郭一清等。

  红三军团撤离长沙后,即向平江挺进,准备回到长寿街休整部队。途经浏阳古港时,彭德怀同志主持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撤了红八军政治委员邓乾元的职务。因为邓乾元同志要率红八军单独行动,彭德怀同志对此非常恼火,严厉地批评了红八军的一些同志,邓乾元原是湖南大学的学生,既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又有相当的工作能力,是个很能干的同志。只是思想上受盲动主义的影响太深,又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而他的这种盲动观点对部队影响很大。为了统一对部队的指挥,彭德怀同志只好不准他带兵了,过了不久,邓乾元同志调任红三军团秘书长。

  部队到了长寿街以后,就开始进行整编。为了加强部队的团结,便于指挥,彭德怀同志决定将五、八军混编,取消了纵队建制,全军团共编为四个师。红五军编了第一、第三两个师,红八军编了第四、第六两个师。整编后红三军团的战斗序列是:

  由于我屡次发表“右倾”主张,不适宜担任师一级领导职务,将我由第五军调到第八军第四师第三团任政治委员。

  红三军团在长寿街整编之后,即于一九三○年八月下旬南下浏阳,与红一军团会合。红一军团原在闽西及闽赣边界一带活动。为执行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命令,、朱德同志率红一军团自福建长汀出发,经广昌、兴国向南昌挺进,准备相机攻打南昌、九江。当红一军团部队进抵南昌附近时,同志发现敌坚城固守,我若强攻,必遭不测。于是,同志说服了红一军团的同志放弃了攻打南昌、九江的计划,转而向湖南运动,以支援红三军团与湘敌何键部作战。当红三军团被迫自长沙撤退以后,敌何键部戴斗垣旅追击红三军团进至湘赣交界的文家市、孙家塅一线。此时,恰好红一军团已自南昌附近推进到万载以西的的黄茅。红一军团乘敌戴旅立足未稳,即挥师自黄茅奔袭文家市,一举将戴旅全歼,敌旅长戴斗垣被击毙。文家市战斗胜利之后,、朱德同志率红一军团进至浏阳东北之永和,与由长寿街南来的红三军团会合。时间约在一九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红一、三军团会合后,召开了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3〕[此时还不称中国工农红军。应为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任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朱云卿任方面军参谋长,杨岳彬(后叛变)任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辖红一、红三两个军团,红一军团司令部由方面军司令部兼,红三军团仍由彭德怀任军团长,滕代远任政治委员。

  根据中央“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行动计划,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为当前行动目标。八月底,、朱德同志率红一、三军团进抵长沙近郊,以红一军团担任攻打长沙城南门任务,红三军团担任攻打长沙城东门任务。这时获悉长沙守敌已增至十万人,并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根据这一敌情变化,同志提出将长沙守敌诱出工事外边而逐个加以歼灭的方针。同志当时提出的十六字诀是“接近壕沟,引其出击,消灭出击,夺取壕沟”。至九月三日,敌何键部阎仲儒旅自岳麓山过河出击,企图迂回攻击我军侧背。当该敌在猴子石一带滩头刚上岸,即被我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和红十二军包围全歼。其后,长沙守敌一直坚守不出。红三军团则采取蛮干的作法,搜集了好多水牛,将牛尾浇上煤油点燃,驱“火牛阵”冲撞敌电网工事。结果水牛乱跑乱撞,触电死了不少,敌人的电网也没有冲开。在此期间,红一、三军团曾以猛打猛冲的战法,对长沙城组织了两次总攻,均未奏效,我军遭到很大伤亡,尤其是红三军团伤亡更重。我所在的第四师第三团团长谢振亚牺牲,由副团长胡金生继任团长。第四师师长卢匿才反对攻打长沙,以“托派”罪名被枪毙,由红一军团派黄叶珍同志接任第四师师长。鉴于长沙久攻不克,经同志耐心说服,红一方面军乃于九月十二日撤长沙之围,部队转移至醴陵、萍乡一带。不久,红一、三军团分头行动。红三军团进至江西之袁州(今宜春县)、分宜、新余一线,继之又推进到临江、上高一线,进行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筹款等工作。第四师第三团在这一带打了个大土豪,从地窖里挖出来六千多块银元和几十两黄金。直到敌人准备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时,红三军团才渡过赣江,撤到宁都县之黄陂、小布一线,准备进行反“围剿”作战。

  红一军团离开醴陵、萍乡之后,会同黄公略同志的红三军团攻打吉安城。吉安守敌是蒋介石收编的原陕西地方部队一个师,师长名邓英。邓师见红军势大,未敢抵抗,即弃城而逃。红一军团遂于十月四日占领吉安城。

  同志在吉安城里搜集到大批报刊资料,进行研究分析,从中发现蒋、冯、阎中原大战〔4〕[蒋、冯、阎中原大战,即一九三○年五月至十一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联合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因主战场在中原地区,故称中原大战。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已结束,冯、阎败北下野,所部被蒋介石收编。同志从这一形势中判断,蒋介石解决了冯、阎之后,已腾出手来,将要转移兵力大举进攻苏区。后来事变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同志的这一判断。同志还鉴于红一方面军久攻长沙未克,部队受到很大损失的事实,意识到目前红军去夺取敌人重兵把守、坚固设防的中心城市,不是轻而易举的简单问题。从而,开始对中央制定的夺取以武汉为中心的大城市的计划发生了怀疑,认为这个计划在当时是行不通的。同志还感到,在蒋介石正集结重兵,即将对苏区和红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若红军继续远离根据地,在白区分散作战,将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于是,他果断地主张主力红军应尽快撤回到赣东最大的苏区集中,抓紧时间整训部队,待敌人大举进攻时,红军依托根据地同敌人作战。这就是著名的“诱敌深入”的方针。

  “诱敌深入”方针与当时中央的方针是截然对立的,而中央的方针已被广泛接受和拥护。我虽然非常赞成同志的方针,但由于我曾极力反对攻打长沙而被视为“右倾”,党内的一些会议已不准我参加,我也不便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尤其是长沙曾经被红三军团打开过,一些力主攻打中心城市的同志,以此来证实中央的方针和计划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样,我只好沉默不语。

  在这期间,中央曾派周以栗同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督促红一方面军近湘再攻长沙,以执行中央夺取武汉的计划。为此,在红一方面军中曾引起激烈的争论,周以栗同志是湖南长沙人,早年曾同、徐特立、何叔衡等同志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又在农讲所工作过,与同志很熟悉。同志就找周以栗同志反复交谈,阐述自己的观点,最后终于将周以栗说服,使周以栗同志放弃了攻打长沙的主张,转而支持同志的正确主张。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峡江召开会议,研究部队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同志耐心说服了与会大多数同志,放弃攻打长沙等大城市的汁划。但红三军团的一些同志仍坚持主张去攻打南昌、九江,以便会攻武汉。这样一来,峡江会议未能作出决议。方面军总前委委托周以栗同志到红三军团继续作说服工作,以统一全军的思想。后来会议在罗坊继续召开,最后作出了决议,同意了同志的不打南昌、九江的意见,决定红一、三军团移师赣江东岸,向根据地中心退却,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

  一九三○年底,蒋介石在结束了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混战之后,立即调兵十万,以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组织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敌人此次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部队,是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以张辉瓒任前敌总指挥。敌第十八师和第五十师原是谭延闿〔5〕[谭延闿,曾任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一九二七年五月代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八年以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一九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病逝于南京。]的老湘军,鲁涤平、张辉瓒、谭道源均系谭延闿的老部下。谭延闿死后,所部即由鲁涤平统率,归服蒋介石。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针对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红一、三军团于十二月初退到根据地中部宁都县的黄陂、小布、麻田一线隐蔽集结,待机歼敌。敌军进入我根据地以后,耳目闭塞,对我军的行动一无所知,因而处处扑空。而我军以逸待劳,消息灵便,对敌人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十二月二十九日,张辉瓒率其第十八师直属队及两个旅进至龙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于是日晚八时,下达歼灭该敌的作战训令,红一、三军团即刻奔袭就敌。一夜之间,我军即从小布、麻田地区扑向龙冈,于翌日上午十时许,对该敌发起总攻。红一军团担任主攻,经过激战,将敌第十八师两个旅一万余人全部歼灭,生擒敌师长、前敌总指挥张辉瓒。龙冈战斗一结束,我军即转头直取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红三军团抄近路,翻过一座高山,直插南团。这时,敌第五十师恰从东韶进至南团,当即被我歼灭一个多旅,残敌掉头向东韶方向溃逃。龙冈、南团〔6〕[南团疑为东韶附近小地名。史书一般称此仗为东韶战斗。]两仗,打得敌人丧魂落魄,丢盔卸甲,抱头鼠窜。我军声威大振,乘胜转入进攻,将敌军全部驱出中央苏区。我军还趁势在广昌、宁都、乐安、永丰、南丰等县,摧毁了反动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至此,红一方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三军团开到东韶、罗川、麻田一线休整。在麻田召开了军民祝捷大会,同志到会讲了话。祝捷大会开过之后,当地群众给张辉瓒戴了高帽子游街,旋即将其处死,并将其首级割下来,放在一条小船上,从赣江飘流而下,直抵南昌后,被收葬于岳麓山。

  第一次反“围剿”之前,同志曾根据中央的精神,提出“阶级决战”的口号,内容一是动员反“围剿”,并相应地在军事上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二是动员肃反打“AB团”。“阶级决战”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但在肃反打“AB团”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扩大化的偏差,造成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AB团”是在江西省党部中一小撮极端反动分子纠合起来的秘密组织。所以称为“AB团”,当时的说法是因为“AB团”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一九三○年十月四日,红一军团攻克吉安之后,在缴获的敌人文件中,曾发现有关于“AB团”的资料,并涉及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的负责干部,总前委因此认为对赣西南党的组织需要进行审查。于是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率部队到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搞肃反。李韶九一到富田,就大肆捕人,几天时间,就在省行委、省苏、特委机关抓了一百二十多人,旋即开始刑讯逼供,屈打成招之后,继续捕人,连家属亦不能幸免。省行委、省苏、特委以及江西地方红军红二十军的一些负责人也先后被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铤而走险,干了两件坏事情:一是模仿同志的笔迹,伪造了给古柏〔7〕[古柏,一九二九年后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寻乌军事委员会主任,寻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创建寻乌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年五月,协助进行寻乌调查。后任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等职。]的信,制造要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AB团”主犯的谣言。另一件事是他们鼓动红二十军哗变,扣留李韶九,放出被抓捕审查的人,并率红二十军西渡赣江,脱离总前委领导,到永新、莲花一带活动,沿途提出“打倒,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这就是当时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极大震惊,也使全党受到震动,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革命。从而,使打“AB团”的肃反运动,在“阶级决战”的口号之下,进一步升格。

  由于肃反扩大化,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惨痛损失。今天回忆这段历史,很令人痛心。赞成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我的看法是,当时我们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尤其缺乏肃反的经验。在割据状态下,外有大军对苏区的公开分裂破坏行动,作为中央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总前委,难免惊心动魄,以为革命阵营内部混入大批反革命分子,不首先清理内部,便会葬送革命。于是,就错误地运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去处理党内矛盾。后来同志在延安市干时,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方针,就是对这一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陈毅同志曾对我说过,同志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二过。我认为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同志当时针对军队即将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而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第一次反“围剿”就是运用这一方针,取得了红军建立以来的当时为止对敌作战中最大的胜利。以后,红一方面军相继取得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伟大胜利,同样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进行的。

  一九三一年一月,我调到第四师任政治部主任并代理师政治委员,原师政治委员石恒中同志患病住进后方医院。我利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的部队休整的机会,在东韶办了一个短期军事政治训练队,抽调二十多个优秀的班长进行培训,主要是学习如何作部队的政治工作,以培养部队的基层骨干。杨勇、曹祥仁同志就是当时参加受训的学员。这批学员经过训练以后,便被派到连队任政治委员。

  我在第四师工作了近两个月,石恒中同志病愈归队,我被调任第三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师原政治委员谢翰文因在打“AB团”中杀人过多而被免职。我从东韶牵着一匹马,驼着行李用具独自径直来到第三师驻地招携镇(在乐安县城以南几十华里处)。第三师师长彭遨是长沙楚怡工业学校的毕业生,有文化,工作能力很强,是红三军团最出色的指挥员之一。第三师在乐安县打土豪、筹款、扩军,并协助地方党委作群众工作。当时的乐安县委书记邱觉,是个小知识分子。县苏维埃主席邱子俊,是个工农干部。我住在招携镇期间,与他们常有来往,彼此很谈得来。我们部队离开那里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两个人,据说他们两个人都在肃反中被杀掉了。

  第三师在招携镇驻了两个来月时间,即奉命开到兴国、宁都之间的龙冈、古龙冈一带打土围子,方面军总前委和红三军团司令部都驻在这一带。自一九三一年一月起,中央苏区党的领导机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央派项英同志自上海带领一部分同志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组织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央的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朱德等同志为苏区中央局成员,以周恩来为书记。因周恩来同志在中央工作一时离不开上海,暂由项英代理书记。周恩来同志直到是年十二月底才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在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同时,还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任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任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到这一年的三、四月间,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业已形成,参加“围剿”的部队已陆续进至苏区周围。当时在如何对付敌人的“围剿”问题上,曾发生了争论。苏区中央局曾在古龙冈召开过一次扩大会议,以项英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主张红军离开苏区,打到外线去作战。同志坚决反对离开苏区,力主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待将敌军主力歼灭于苏区之内后,再适时转入反攻。项英同志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作战指挥上,同志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第二次反“围剿”仍是在同志的指挥下进行。

  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比第一次的规模更大,共调集了二十万兵力,由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以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的名义,坐镇南昌指挥。敌人采取的战术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连营七百里,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企图将我红一方面军压缩包围后聚而歼之,并摧毁我中央革命根据地。敌人出动的部队计有: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王金(钅玉)的第四十七师,郭华宗的第四十五师〔8〕[应为第四十三师。],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李松年的第二十五师,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胡祖玉的第五师,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等北方杂牌部队以及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等部。敌军各部集结部署就绪以后,即兵分数路向我步步筑堡推进。敌在以富田为中心的一路,自东固至富田之间,部署了公秉藩、王金(钅玉)、郭华宗三个师,分别由富田、泰和、吉水出发,向东固方向齐头并进。敌另一路由陈铭枢(驻吉安)指挥第十九路军进至兴国、崇贤一线。我红一方面军主力则提前集结在东固一带隐蔽待机,决定以相对优势兵力歼灭富田至东固一线的敌三个师,而以红十二军一部监视和牵制敌第十九路军。

  此时,红三军团已取消了五、八两个军部,直辖第一、第三、第四、第六四个师。各师的主官分别是:

  至五月中旬,敌军各部均未发现我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去向,亦未受到任何抵抗,于是,便放心大胆地继续向我根据地纵深推进。敌第四十七师和第二十八师开始脱离其富田坚固阵地,向东固前进,为我歼灭该敌造成有利时机。我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乃于五月十四日晚八时,下达首歼该敌的军事训令,我军各参战部队迅即进入准备攻击阵地待敌。从富田到东固大约有一天多的路程,十六日上午,当敌第四十七师和第二十八师正行进在半路时,我集结在东固一带的红军主力,乘敌人在运动中,突然发起猛攻。红一军团的红三军、红四军和红十二军的第六十四师攻击敌中路的王金钰第四十七师,红三军团的四个师攻击敌南路的公秉藩第二十八师。红军指战员充分发挥猛打猛冲的特长,经过激战,很快将敌人压垮,旋即将敌人分割包围后歼灭。敌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四个团全部被我红三军团歼灭,公秉藩被活捉,后混入俘虏中逃跑。敌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亦被我红一军团歼灭其大部,残敌向富田方向逃窜。敌北路郭华宗的第四十三师见势不妙,掉头溜走。彭遨和我率第三师迂回二百余华里,于十九日赶到富田,兜住该敌一个尾部,歼灭其一个旅,俘敌三千余,并缴获大批武器装备。

  接着,我军乘胜向北运动,经吉水进至永丰县境内的藤田一线。守敌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未敢抵抗,望风而逃,未能将其抓住。五月二十一日晚,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下达歼灭位于永丰中村之敌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的军事训令,我军迅即挥师向南,经沙溪于翌日进到中村一线。敌第二十七师一部正在这一带山上构筑阵地。当即由红三军团主攻,第三师为前锋,红一军团兜敌后路包抄,旋歼其一个旅,俘敌三千余。继之,我军东向攻打广昌城,由红一军团担任主攻。广昌守敌是胡祖玉的第五师,胡祖玉在城墙上视察阵地时,被我侦察部队击毙,该敌即弃城溃逃,我军遂于二十七日占领广昌城。

  我军继续乘胜向东挺进,进至福建建宁县境,攻打建宁城。六月一日,由红三军团主攻,红一军团打包抄,经半日激战,将建宁守敌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四个团几乎全歼,只一小部逃掉,俘敌三千余。攻打建宁城时,我第三师指挥所进抵城下,不料被守敌发现,敌人在城墙上掉转两挺机枪,对准我师指挥所扫过来。我由于视力不好,未能察觉。亏得彭遨眼疾手快,见敌人机枪要向我们扫来,猛地拉住我后退了两三米卧倒,还未等我定住神,敌人的机枪子弹已经扫在我们原先站立的位置上,子弹击起的沙土四散,溅了我们一身。彭遨拉着我滚向一处掩体后面,笑着对我说:“敌人这一梭子机枪子弹是冲你这付眼镜来的,知道戴眼镜的必定是个大官,敌人想拣个便宜,差一点儿把我也捎带上了。”这次要不是彭遨反应的快,我们两个人就被报销了。

  我军攻克建宁城之后,、朱德同志率方面军总部进驻建宁,红三军团前进至黎川一线驻防。

  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从五月中旬歼敌王金(钅玉)、公秉藩所部开始,至六月一日攻克建宁城,我红一方面军半个月横扫七百里,连战皆捷,歼敌三万余,缴获了大量、弹药和各种物资装备。尤其是打敌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和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时,该两部敌之全部武器装备,悉被我缴获。我军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并乘胜转入反攻,占领了赣东、闽西的黎川、南城、南丰、建宁、泰宁、将乐等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又调兵三十万,由蒋介石自任“围剿”总司令,坐镇南昌行营指挥,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初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把前两次“围剿”的失败,归咎于非嫡系的杂牌部队作战不力,将士不肯用命。因此,第三次“围剿”中主要使用其嫡系部队参战。第三次“围剿”中敌投入的部队计有:陈诚的第十四师,罗卓英的第十一师,赵观涛的第六师(该师系蒋介石在浙江收编的北洋军阀周凤岐所部,军官均由黄埔学生担任),卫立煌的第十师(该师的基础系蒋介石在安徽收编的湖南叶开鑫所部),毛炳文的第八师,蒋鼎文的第九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以及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的两个师。此外,还有在第二次“围剿”中,遭我军歼灭性打击和重创的第四十七师(师长上官云相,原师长王金钰已被解职)、第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等部。此次“围剿”,敌人兵力多,来势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在苏区内横冲直撞,寻找我红军主力决战。敌人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行进中每两个师为一路,紧紧靠拢,相互策应,使我不容易一口吃掉它。

  红一方面军经过第二次反“围剿”的连续苦战之后,未及充分休整补充,即于七月上旬离开闽西及赣东,绕道千余里,经建宁、泰宁、将乐,转移至宁化,再进至宁都、瑞金、于都边界之壬田,抓紧时间休息了两天,并与李明瑞、葛耀山率领的红七军会合。红七军先归红三军团指挥,参加反“围剿”作战,后来正式归入红三军团建制。此时,在“富田事变”中拉走的江西第二十军也回到了中央苏区,该军番号被取消,部队分别编入红一、三军团。红一方面军先后取得两次反“围剿”的胜利,同志的威望大增,指挥作战更加得心应手。第三次反“围剿”中,同志指挥红一方面军,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胜后再追”。开始准备在富田一线兜敌军的尾部打,首求突破一点,尔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我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我再乘隙打其可打者。七月三十一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向富田开进。红三军团自平安寨出发,穿过敌军间的空隙地带,昼伏夜行,通过兴国全境,进至泰和、万安边界的山上埋伏起来。这时,我军的行动可能被敌人察觉,敌第十一、第十四两师已先我赶至富田。方面军首长遂改变原计划,率领部队于八月四日折返高兴圩地区集中,另寻歼敌机会。八月五日晚,红一方面军主力利用夜暗通过了敌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至兴国莲塘,抓住了敌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八月七日,我红三军团立即向该敌发起攻击。当战斗进行到最激烈之时,率生力军红一军团的红四军赶到,立即投入战斗。红四军的攻势凶猛异常,一个猛攻,就将敌人压垮,纷纷溃退,我军即尾敌猛追。敌第四十七师是北方部队,爬山的本领远不如红军。该敌被追到永丰的良村时,已精疲力竭,旋被我军压迫到一条沟里,大部就歼,敌副师长魏我威被击毙。敌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就在良村。我军歼灭了敌军第四十七师后,立即又向敌第五十四师发起猛攻,歼其师部及两个旅。就这样,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首战胜利,莲塘、良村战斗,俘敌达七千余。我红三军团第一师师长李实行在莲塘战斗中负重伤,不久即牺牲,由团长侯中英接任师长。

  良村战斗结束后,红三军团乘胜向黄陂挺进,于八月十一日攻克黄陂,歼守敌毛炳文第八师一个多旅,俘敌旅长曾志远以下三千余。至此,蒋介石用来参加“围剿”的军队已损失近三个师而红军则愈战愈勇,情绪更加高涨。

  敌人发觉红军主力东去,立即集中其主力,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向东包抄过来。八月十五日夜,我军主力又从敌人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西返兴国崇贤镇以北之枫边地区隐蔽休整。自七月初开始反第三次“围剿”以来,我们除了在平安寨休息了两三天外,一个多月来,几乎每天都是在山地、树林里行军打仗,部队已相当疲劳,这时才得到一个喘息休整的机会。我从平安寨到达泰和、万安边界地区以后,就没有草鞋穿了,只好打赤脚跑路。往常,我身上总有战士们送给的一两双草鞋备用。这一段时间,由于每天行军打仗,战士们也没有机会打草鞋了,我自己更顾不上打。因此,直到进入枫边地区,我打赤脚跑了二十多天的路。起初赤脚跑路,感到脚板痛疼难忍,尤其害怕茅草茬、树茬和荆棘扎脚。后来,脚板皮磨厚了,什么都不怕了,在碎石子路上和树林里可以行走如飞。那时红军行军打仗,经常要奔跑。记得从莲塘到良村的路上,敌人在前边跑,我们在后边追,敌机就在头顶上扫射轰炸。我们既要追击敌人,还要设法躲避敌机的轰炸扫射。由于红军没有对空射击武器,敌人的飞机疯狂得很,在离地面只有几百米的低空盘旋,追逐杀伤我军。即使部队伏在地面不动,敌机也完全看得一清二楚。因此,投弹扫射的命中率比较高,一颗重磅炸弹投下来,往往可以毁掉我们一个连。这样,我们只好以快速奔跑来躲避敌机。一次,我眼见一颗炸弹在我的头顶上落下来,我赶忙向前奔跑躲避。谁知,当我跑出去约四五十米远的时候,这颗炸弹就落地了,但不是落在我原先的位置,而是不偏不倚恰好落在了我刚刚跑到的地方,就落在我的脚下。我一时不知所措,心想这次可逃不掉了。事有凑巧,这颗炸弹落地之后竟没有爆炸,实属侥幸。

  我们在枫边地区休息了个把星期的时间,大家都穿上了草鞋,部队又继续向西进至兴国以西之均村地区休整待机。及至敌人发觉我军去向,再掉头向西时,我军已经休息了半个多月时间。而敌人则是东跑西奔,疲于奔命,饥渴沮丧,被拖得精疲力竭,狼狈不堪,最后只好收兵退却。后来我们从缴获敌人的文件中发现,敌指挥官纷纷抱怨:“肥者拖瘦,瘦者拖垮、拖死。”九月七日,我红三军团乘敌人退却之机,在兴国老营盘歼敌蒋鼎文第九师一个独立旅,俘敌团长王铭以下三千余。接着,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红四军互相配合,在高兴圩同蒋、蔡的第十九路军展开激战。第十九路军是一支比较强硬的部队,因此,这一仗是啃硬骨头。结果,双方打了个平手,伤亡都很大。这对我们红军来说,算是一次不利的战斗。红军作战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于我有利的就打,于我不利的就不打,不能同敌人拼消耗。因为我们不仅要靠打胜仗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还要靠打胜仗来装备壮大红军。胜负难分的战斗,显然对红军不利。我参军作战以来,亲眼目睹了两次伤亡惨重的战斗:一次是在大革命时期,北伐军攻打汀泅桥之役,战场上的尸体横倒竖卧,比比皆是;再一次就是高兴圩之役,漫山遍野摆满了尸体,指战员们浑身上下都被汗水和鲜血浸透。此役红三军团担任主攻,伤亡更重。红三军团第四师代师长邹平(师长黄云桥生病未参加战斗)于此役牺牲。高兴圩战斗以后,红三军团因减员太多,即将所辖的四个师缩编为三个师;原第四师编散,原第六师改为第二师。

  我军撤离高兴圩之后,进至崇贤与东固之间的方石岭,于九月十五日将敌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全歼。方石岭战斗一开始,我军一个猛攻,就将敌第五十二师冲垮,该敌抱头溃逃。我军尾敌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东固附近的一座山底下,将该敌全部缴械,俘敌师长韩德勤、旅长张忠颐以下万余人。红军对待俘虏的政策是愿意留下的欢迎,不愿意留下的就放走,并发给路费。敌师长韩德勤扮成士兵,混在俘虏堆里,领了路费被放掉了。该师全军覆没以后,番号仍然保留。后蒋介石又从第十一、第十四师各抽一个旅,重新成立第五十二师,由李明任师长。后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该师再次被我全歼,李明被击伤后毙命。韩德勤是顾祝同的心腹大将,同属于蒋介石嫡系。真是冤家路窄,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新四军工作时,又与韩德勤相逢。当时韩任苏皖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拥兵苏北,不思抗日,专同新四军搞“磨擦”,不断向新四军进攻挑衅。后韩部顽军被新四军一举全歼,韩德勤再次当了俘虏。韩被俘后,开始还充硬汉,不开口讲话,不吃不喝,搞绝食。后来经过我们作工作,他才开口讲话,也不绝食了。为了团结抗日,我们把他释放,并发还了部分人枪。韩德勤回去以后,就被蒋介石撤职了。

  方石岭战斗打完,第三次反“围剿”即告结束。敌人被迫退出中央苏区之后,较长时间没有再来进攻。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了四次较大的战斗,除高兴圩一仗打了个平手之外,莲塘、黄陂、方石岭三次战斗,都打了胜仗。这时的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红军的声威大振,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扩大。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奉命从兴国出发,向瑞金集中。当行至东固附近的六渡坳时,突遇敌机袭击,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同志在指挥部队隐蔽和对空射击中,不幸中弹牺牲,使红军损失了一位著名的将领。为了纪念这位功勋卓著的红军优秀指挥员,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江西东固六渡坳和瑞金叶坪修建了“公略亭”,红军步兵学校亦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并以吉安、吉水两县的红色区域为主成立了“公略县”。公略县成立之日,召开了隆重的追悼黄公略大会。会场主席台两侧悬挂了巨幅挽联上写的挽词是:

  红一方面军在瑞金集结休整了三天时间,便分散各地去开展群众工作,打反动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搞筹款、扩军,以便把整个中央苏区联成一片。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前,中央苏区还没有完全形成联结成一片的根据地。比较巩固的红色区域只有兴国、永丰、吉水、吉安、赣县、泰和、万安、宁都等部分地区,其他多为游击区,而城市多被敌人占据。在中央苏区境内,尚有不少白色据点割据。一个时期以来,红军忙于对付蒋介石的大规模“围剿”,到处转战,还顾不上集中力量去联结根据地、建立地方政权。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估计敌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大可能凑齐兵力发动新的“围剿”,这就为我们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同志主张集中力量敲掉中央苏区境内的白色据点,尽快把整个中央苏区联成一片,成为一块完整的巩固的根据地,以利于今后的发展。根据同志的这一战略思想,红一方面军作了相应的部署,并立即分头行动执行。红一军团在北线,以石城为中心,活动于广昌、石城、宁都(宁都城尚为敌第二十六路军占据)一带地区;红三军团在南线,活动于瑞金的南部地区、于都的大部地区以及会昌、寻乌、安远等县一带,并尽可能向三南(龙南、定南、金南)地区发展。红三军团的具体部署是:第一师置于筠门岭一线,第二师置于安远一线,第三师置于于都、会昌、瑞金三县交界处的西江镇一线,红七军(已正式归红三军团建制)置于寻乌一线。我们第三师到了西江镇地区后,我即与彭遨同志确定全师以连为单位,组成若干个工作队,每个连包一个乡,深入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并以西江镇为中心,建立了西江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我们在该地区活动了三四个月时间,将境内的白色据点全部清除掉,群众已充分发动起来,根据地得以巩固扩大。

  在此,还要补述一件事情。在第三次反“围剿”以前,蒋介石曾先后两次派说客到中央苏区,对红军高级将领进行策反。蒋介石看到派大军进行“围剿”,不但没有剿灭红军,自己反而连吃败仗,被红军消灭了不少有生力量。于是,便施展阴谋手段,妄图通过策反红军高级将领,使红军内部发生分裂,不战自乱,借以达到瓦解红军、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目的。敌人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派黄公略的异母哥哥到中央苏区来策反彭德怀。红一方面军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之后,红三军团开至江西黎川一线,第三师驻扎在硝石。黄公略的这个哥哥奉蒋介石之命,自临川经南城到一了黎川,刚一踏入硝石我第三师防地,就被哨兵查获。此人被带到师部后,即表明身份,自称是黄公略将军的哥哥,要面见彭总指挥有要事相告。我立即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报告说:“有个黄某人现在到了我师部,要求见你,我看来者不善。”彭德怀同志听完我的报告后说:“知道了,你立即派人把他给我送来。”我按照彭德怀同志的嘱咐,派人把他送进黎川城。彭德怀同志在黎川城与此人见面之后,先是盛情款待,宴以酒席。彭德怀单独作陪,频频劝酒,虚与委蛇,以探明其真实来意。待此人有了几分酒意,便将其奉蒋介石之命,以高官厚禄收买彭德怀的意图和盘托出。之后,彭德怀同志便将此人送进一间空房子里住下,派人看管起来。第二天彭德怀打电话告诉我和彭遨,说那个黄某人已押送第三师师部,待此人到后,就把他宰掉,把脑袋割下来,交给他的勤务兵带给蒋介石交命。过了不大功夫,黄某人即被押来师部,我们按照彭德怀同志的吩咐,将他处死。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听说蒋介石派说客来策反红军高级将领的事情了。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相继发生了“九·一八事变”〔9〕[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事件。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东北军奉命不抵抗。日军于十九日晨占领沈阳,随后分兵向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进攻。一九三二年二月东北全境沦陷。],“一·二八抗战”〔10〕[一·二八抗战,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晚,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闸北向中国驻军进攻,驻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等指挥下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抗战”或“一二八淞泸抗战”。十九路军在第五军配合下,共毙伤日军万余人。三月三日,中国军队被迫从上海撤退。五月五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和宁都起义重大事件,整个形势的发展对革命非常有利。尤其是宁都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最大的一次武装暴动。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等同志领导下(该部原有我党的工作基础),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加入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宁都起义使红军增添了新的血液,极大地震动了的反动统治。当时全国抗战御侮的呼声很高,人民群众情绪激昂,反动统治集团内部也开始分化。如果我们党采取正确的方针策略,发展这一大好形势,将会大大推进革命的进程。然而,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成立的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没有能够及时地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等口号和主张。后来,在共产国际的倡导下,这些口号和主张虽然提了出来,但是在实际上缺乏具体计划和部署,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又受到“左”的干扰。同时,临时中央还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这一既脱离实际又脱离群众的口号,以致丧失和贻误了利用大好形势推进革命的有利时机。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又称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又变成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统治长达四年,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逐渐在全党推行。在中央苏区,开始排斥同志的正确领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同志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领导各根据地红军的作战和武装建设。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经理部,由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范树德(后叛变)任总经理部长。中革军委成立后,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即奉命撤销,原红一方面军所属各部队直接归中革军委领导指挥。同年十二月,周恩来同志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这时同志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一方面免除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另一方面给了他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主席的名义。由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只是个空架子,这个“执行主席”也只能是个空头衔。起初,同志曾试图利用他尚未离开部队的条件(当时同志仍随红一军团行动)发生影响,但终因党内斗争十分激烈,莫可奈何,他只好赋闲,到汀州医院去养病,到农村搞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就是这个时期写出来的。

  临时中央一大批同志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就逐步开始系统地批判同志从前在中央苏区实行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在瑞金发行的《红色中华》报、《红星》报、《斗争周刊》〔12〕[《红色中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办的报纸,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江西瑞金创刊。

  《红星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刊,不定期出版。

  《斗争周刊》,中国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创刊于中央苏区。]等上面,集中发表批判文章。只是碍于共产国际的干预,批判文章才没有直接点同志的名字。与此同时,在下面则找出一些拥护同志正确主张的同志点名批判,如在闽西开展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即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一九三三年罗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时,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错误地把这种意见说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因而,撤销了罗明的职务,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借机打击排斥了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党政军领导干部。由此,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进一步在闽、粤、赣地区得到贯彻]和江西形展的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当时把同志坚持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号召在党内和红军中“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纲领和政策,以取代过去在中央苏区的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纲领和政策。比如,军事上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要大踏步地打出去;土地政策上提出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城市政策上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干部政策上提出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把赞成和拥护同志正确主张的一些干部撤换掉,等等。

  一九三二年一月,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集中红军主力夺取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并指示中央红军(原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继而夺取吉安和南昌等。同志极力反对这一错误决定,但苏区中央坚持执行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力主攻打赣州。

  赣州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一条赣江两条支流,章水自南流向北,贡水自东流向西,赣州城就在两水汇合的口子上。赣州守敌是云南部队一个旅,旅长名叫马昆,早年曾与朱德同志同过事。当时赣州城里还集中了一批赣南各县的反动地主武装。我军参加攻打赣州城的部队,是红三军团全部和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后来又增调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参战。

  我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第一师师长是侯中英同志。我原来是在第三师任政治委员,因为在第二次肃反打“AB团”时,我对肃反委员会轻易捕人、杀人的做法进行了抵制,而被撤了职。第二次肃反时,我接受了前一次沉痛的教训,已经意识到那种逼供、杀人的作法是胡来。当时肃反委员会给第三师交来一份所谓“AB团”分子的名单,要抓起来审讯。我知道凡是抓走的人就不会再回来了,我就硬着头皮顶,坚决不肯抓人。我对肃反委员会的人说:“以前说是地主、富农叛变革命,要进行阶级决战,可是你们要抓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地主、富农,都是工人、农民出身的、经过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指挥员,他们怎么会是反革命呢?”我现在还记得有两个连政委,一个叫石文祥,是井冈山上的小鬼,原来是当号兵的;另一个名叫曾彬农,是个农民出身的同志。这两个人都是我到第三师以后提拔起来的连政委,表现很不错,打起仗来非常勇敢。但肃反委员会一定要抓这两个人,我一看硬顶也无济于事,便让他俩暂时上山去躲起来。肃反委员会找不到这两个人,也就没有办法了。石文祥和曾彬农在山上躲藏了约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我每天派人给他们俩送饭,打起仗来就派人把他俩叫回来,各回自己的连队带兵。他俩明知上面要抓捕他们,但并不逃跑,打起仗来仍是勇敢地冲锋陷阵。这样,我越加坚信他们不是反革命,决心保护他们。但是过了不久,这事被肃反委员会发觉了,他俩还是被抓走杀掉了,非常可惜!我也因此而被怀疑有问题,或说我是AB团,或说我是托陈取消派,于是决定将我抓起来审查。幸好彭德怀同志得知情况后,进行了干预。彭德怀同志问肃反委员会为什么要抓我,肃反委员会拿不出我是“AB团”和“托派”的证据来,只好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同志说: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批判斗争嘛,怎么能抓、杀呢?这样,我才幸免被杀头,但兵是不能带了,被撤了第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我没有事情可干了,彭德怀同志就让我到军团司令部去当秘书。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面对肃反扩大化问题开始有所纠正,就派我到第一师任政治委员,我刚到第一师工作不久,就赶上打赣州。

  中革军委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下达攻打赣州的军事训令,各参战部队陆续开至赣州城郊阵地。攻打赣州的战役,由彭德怀同志任前敌总指挥,红三军团担任主攻,红四军担任打援任务。同时调江西、闽西军区的五六个独立师担任游击、警戒任务,由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毅任总指挥。二月四日战斗打响后,我军首先扫除了敌外围工事,迅速分兵向赣州城垣推进。当时红三军团的部署是:红七军攻打城东门;第三师位于城东门与南门之间,占领附近一带高地,监视守敌动向;第二师攻打城南门;第一师攻打城西门。城西门以西是章水河,正面是城墙,第一师部队就摆在城墙与章水河之间。攻城的方法是掘坑道爆破和架梯爬城强攻。首次进攻由于爆破未成功而受挫,我攻城部队受到很大伤亡。赣州战役开始之前,我就对此次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持反对意见。待抵达赣州城下,我发现地形条件对我十分不利,越发感到这个仗打不得。第一次攻城受挫以后,我向军团司令部提出撤围建议,但未获批准。苏区中央局和总政治部力促红三军团加紧攻夺赣州城,于是,各攻城部队在坑道内增添了大量炸药,再次实施爆破。位于城东门附近的红七军首先将炸药引爆,爆炸后冲起的砖石泥土飞到半空中足有一百米高,落下来时正好压住了预伏在城下的我突击部队,一支二百余人的突击队被埋掉了。城墙被炸倒之后,守敌一个连被炸死,但敌人很快作了调整,加强了突破口处的守备力量。我军重新组织突击部队进攻时,战机已失,第二次攻城又未奏效。我再次提出撤围建议,仍未获准。此后,又连续组织了两次爆破攻城,均未奏效。

  我军屯兵坚城之下,屡攻不克,伤亡越来越大。这时,陈诚奉蒋介石之命,派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率部自吉安驰援赣州。敌援兵到达遂川以后,继续南进,并架设浮桥渡江。我军发现敌援兵进抵赣州附近时,即派出一支部队,用“火船”去烧敌军的浮桥和渡船,以阻止敌援兵渡江。红军战士非常勇敢,驾驶小船直冲敌阵,快接近敌人时,即将煤油浇在船上点燃,驾驶的战士跳下船往回游。敌人组织密集火力向我射击,驾船的战士纷纷中弹落水。其实,用“火船”阻止敌人渡河根本无济于事。敌渡船见“火船”漂来,即将渡船划开让过“火船”,连浮桥也没有烧着。敌第十一师一部渡江后,由北门潜入赣州城,加强了守城兵力。另一部分路包抄我军侧后,并向飞机场进击。我见敌援兵已进城,并对我攻城部队形成分割包抄之势,在此情况下,我军攻城已无望,且我军久战而疲,减员不断增加,若继续滞留城下,后果将不堪设想。我直接向彭德怀同志建议撤围,并批评他是半立三路线。但彭依旧不予理睬。

  敌第十一师一部进城后,乘夜在城墙底下打了许多洞口,下半夜两点钟光景,敌人从洞口出城,突然向我军发起反攻,城外敌援兵也乘机向我进攻,内外夹击,使我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在敌人发起攻击之前,我军一无所知,根本没有想到敌人会在夜里出击。当时我在师指挥所里,侯中英师长已经睡熟,我一到打仗的时候,就睡不稳觉,心里总放心不下。过半夜以后,我隐约听到枪声,感到不对头,估计是敌人开始进攻了。我立即把侯中英唤醒,告诉他敌人开始出击了,让他到前边去看看情况,指挥部队。侯中英睡着了不想起来,我硬是将他拖起来,他才跑出去看部队。我仍放心不下,就带着通讯排长和通讯班,离开师指挥所,走出一百多米,在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设立了新的指挥所,并立即架线与军团司令部联系。电话接通后,我向军团部报告说,情况相当紧急,应立即下令部队撤退突围。接电话的是军团参谋长邓萍,他告诉我不准撤退。这时,四周一片漆黑,只听见枪声越来越近,知道敌人已打到我们附近来了。情况已相当危险,我只好采取机动措施,先让师参谋长(是个大胖子,走路很困难,忘其姓名)和政治部主任江华带领师直属队撤到南门以东的山上去。然后,我让通讯排长去通知特务连速作应急准备。特务连连长刘少卿带领特务连刚撤离原来的师指挥所,敌人就到了那里。我望见原来的师指挥所火起,就带领通讯班离开了临时指挥所,摸索着向前移动。路上碰到一个连政治委员带着部队仓惶往后撤退,我严厉地批评了他,命令他带队就地抵抗,掩护指挥机关先撤。这个连就在原地散开,阻击敌人,坚持了一阵子,赢得一些时间,但该连不久就全部壮烈牺牲。我继续往前走,发现军团部原来派在第二师和第三师之间负责联络任务的特务团一个营还在原地未动,我就让他们赶快撤走,留在这里等于白白送死。营长姚吉因未接到军团部撤退命令,不敢撤走。我对他说,你赶快带领部队撤走,一切由我负责。这样,姚吉才带领全营撤出险地。我带着通讯班继续去寻找其他被打散的部队,黑夜中辨不清方向,误入南门外敌人的飞机场,迎面碰见机场守军向我们大声喝问:“哪一部分?”我随口说了声“是一师的”。敌人误以为我们是罗卓英的第十一师的,就没有细问。我趁他们尚未察觉的当儿,迅速通过机场,到了南关外,恰巧碰见侯中英同志正在那里指挥部队撤退。我说应该与第二师联系一下,他说他还要到前边去看看,说完他就走了。我只好自己赶到第二师指挥所,见到师长郭炳生之后,就建议他指挥部队撤离。郭炳生说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不能撤离。因为郭炳生曾是我的上级,他不肯撤,我也不便多说什么,便转回南门外去找侯中英同志。但找了好一阵子,也不见侯中英的踪影。后来才得知侯中英同志已被俘。此时,我的四周都是敌人。在靠近河边的一座城楼上,敌人的两挺机枪正对着街面猛扫,我们的部队已被打散,失去了指挥建制,乱跑一气。我意识到我自己已经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必须设法马上撤离。于是,我带领通讯班的几名战士钻进临街一家店铺里,关上前门,打开后窗子跑了出去,一气跑到城南的山上,才得以脱险。我在南山上迅速将零散部队收拢起来,就地坚守。这时,敌人开始从南街向外攻击前进,我指挥部队将敌人击退。不久,敌人再次组织冲锋,恰好红五军团及时赶到,将进攻之敌压了下去,我们才重新收拢部队,撤出战斗。

  赣州之役,历时月余,我军遭到巨大伤亡,红三军团损失在三千人以上,我们第一师损失掉八九百人,师长侯中英被俘后遭杀害。攻城之初,我军在数量上是占优势,红三军团参战部队达一万余人。但地形条件对我十分不利,赣州城高且固,三面环水,坚城之下屯重兵,旷日持久地攻城,乃兵家之大忌。负责打援的红四军把主要力量放在南面,用来对付广东方面的援敌。没有料到敌人会从赣州以北的吉安远道驰援,因此,未能在北面堵住援敌。待敌人半夜里从城内打洞出击,我军没有准备,有些措手不及,临战于我十分不利的情况之下,又不准部队撤离险境,遂导致重大损失。我当时自作主张地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使一部分部队免遭损失。虽然是在未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指挥部队撤退,但由于我事前曾几次提出过撤退的建议,而当时我在那种情况下的处置亦属恰当,因此,事后上边并没有追究我。

  同志是不赞成打赣州的,他主张中央红军应在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的口号下,集中力量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地形条件比较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发展革命战争,消灭白色据点,逐步扩大巩固根据地。但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我军在久攻赣州未克,被迫撤围之后,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中旬,在赣州东北之江口举行苏区中央局会议,继续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问题。与会多数同志不赞成同志关于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会议决定中央红军东西两路分兵,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

  江口会议之后,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入闽作战,以红三军团组织西路军进至赣江以西上犹、崇义,继而进至湘南的汝城、桂东、茶陵一带活动。东路军入闽后,首取漳州,十九日,于漳州外围歼敌张贞部第四十九师主力两个旅,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包括飞机两架。二十日占领漳州城。西路军于过赣江之前,在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下,在田村召开会议,对我进行批判。说我反对攻打中心城市是对抗中央路线;又说我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和反对“左”的土地政策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我不服,在会上与他们争论。部队出发过赣江向西运动后,一路走,一路批判我,我就同他们争吵了一路。这一次虽然对我批判得很严厉,但是没有给我处分,也没有撤职。不久红三军团恢复了红五军番号,由邓萍任军长,贺昌任政委,调我去任军政治部主任。红五军编为三个师:第一师师长洪超,政治委员黄春圃(江华);第二师师长郭炳生,政治委员彭雪枫;第三师师长彭遨,政治委员徐策。红三军团所辖之红七军军长是张锡龙,政治委员张纯清。红七军在上犹地区收编了一批地方武装,编了第十九、第二十两个师,分别由李显、龙云任师长。

  我随邓萍、贺昌同志率红五军到了茶陵、莲花、永新一带活动了一个时期,本想收编一些地方武装以扩大主力部队,但收获不大。继之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上犹地区。一九三二年六月,我们接到命令,要同东路军会合,解决进犯赣南、闽西中央苏区之粤敌,并相机攻夺赣江流域中心城市。于是,两路军即回师赣南,向南康、大余开进。行军途中,我同贺昌同志一起走,他继续批判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就同他争吵。部队宿营后继续争吵,吵得很厉害,但各持己见,谁也没有说服了谁。我对贺昌同志说要准备同他争论20年。贺昌同志不愧为真正的人,争吵归争吵,吵过之后,照样相处,毫不计较,也不影响工作。

  七月二日,红三军团在大余东北池江地区击溃由南康向大余集结之敌四个团,溃敌退守大余。三日,红一军团一部击溃梅岭关守敌一个团,占领梅岭关要隘。四日,红三军团开始围攻大余之敌。八日至十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闽西两军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发起水口战役。在南雄以东之水口地区击溃由信丰撤退及由南雄增援之敌十个团。粤军的战斗力比较强,同粤军作战是硬碰硬,不符合我军历来坚持的避强击弱、避实击虚的原则。加之这次作战,我军没有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遂使水口之役打成击溃战,未能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也没有缴获到多少东西,我们自己还受到一些伤亡。这对红军作战来讲,是得不偿失的。

  水口战役之后,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兴国会议精神,于八月八日下达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决定首先消灭盘踞在乐安、宜黄之敌第二十七师,进而威胁与夺取吉安、抚州等中心城市。在江西、闽西两军区所属地方部队配合下,红一军团于八月十七日攻占乐安,全歼守敌一个多旅。红三军团于八月二十日攻占宜黄,歼守敌近两个旅。乐宜之役我军共歼敌高树勋第二十七师三个旅,俘敌五千余,缴枪四千余,并击落敌机一架。同志已于八月八日被中革军委重新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在、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取得乐宜战役重大胜利后,没有按照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图去攻打中心城市,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损失,使我军保持了战略主动。当时我军已在大山里行动了个把月时间,没有得到休整,加之当地山高林密,气候潮湿,瘴气弥漫,部队中烂脚病大量发生,行走很困难。于是,红一方面军全部撤回到宁都、广昌地区休整。这时,红三军团又撤销了红五军番号,邓萍同志回到军团部任参谋长,贺昌同志调到中央工作,我被派到第三师任政治委员。

  一九三二年十月,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对同志进行系统的批判。会议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人”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把同志在江口会议上提出的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指责为对中央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把同志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战略方针所提出的正确批评,指责为“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还指责同志是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摇羽毛扇的方法指挥战争,等等。宁都会议决定继续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要求红军在敌人新的“围剿”开始之前,就以自己的进攻去粉碎敌人的进攻,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这次会议开过之后,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再次被免除,被迫离开了红军,由周恩来同志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宁都会议之后,红三军团政治部在广昌召开会议,集中对我进行批判。王稼祥同志作为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代表,出席了广昌会议,并在会上作了讲话。广昌会议之后,我即被撤销第三师政治委员职务,调我到军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长。一个星期以后,又把我放到教导营任政治委员。教导营设在广昌,我在教导营工作了大约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谢振华同志当时在教导营学习,记得他那时候才十五六岁。教导营营长叫张翼,后来叛变投敌。

  一九三二年年底,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贺昌同志又回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贺昌同志回来之后,就把我从教导营要回来,任命我为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这样,我又从后方回到前方,与贺昌同志在一起工作。我们俩重新相处之后,都还是老样子,谁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每天吵架,他骂我一通,我回敬他一番,无非是他批我右倾,我批他盲动主义。但彼此之间相处得很融洽。

  第一件事情是在水口战役之后,部队向乐安,宜黄开进途中,我与曾希圣同志邂逅相遇,才知道他已经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当时他在中革军委当作战科长。我们俩自上海分手之后,这是首次相逢,彼此都感到格外亲热。曾希圣同志向我谈了一些白区工作情况之后说,现在情报工作很难搞,他准备下功夫解决密码破译问题。我听了之后,非常赞成他的想法,并鼓励他下决心干出个名堂来。曾希圣是高等师范毕业生,数学基础很扎实,又在搞过一段秘密工作,现在要搞密码破译还是很有条件的。此后不久,他果然把密码破译搞成功了,他是红军中搞密码破译的创始人,对当时红军作战是一个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在红军长征时期,全靠曾希圣破译敌台的密码来获取情报。如果没有这项工作,红军在长征中将会增加更大的困难。因此,曾希圣同志这个功劳是值得记述的。

  第二件事情是在一九三二年秋,红三军团发生了郭炳生叛变事件。郭曾参加过平江暴动。乐宜战役后,部队决定撤回到宁都、广昌地区休整。当时郭炳生任第二师师长,趁部队撤退转移之机,他拉走一个团和师特务连去投奔。第二师政治委员彭雪枫同志闻讯后,立即前去追赶,把那个团追了回来。师特务连是郭的老部下,又多系湘潭同乡,便跟随郭一起跑掉了。郭炳生叛变以后,蒋介石委任了他一个第七师师长的头衔,其实是个空架子,没有几个兵。当时,利用郭炳生叛变这件事大做文章,到处散发传单,企图瓦解红三军团。红三军团当时确有个别干部受到诱惑而发生动摇,相继跑掉了几个人。一个是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舒适,一个是军团供给部长陈宗实。这两个人跑到南京以后,蒋介石委任他们为上校参议。舒适原毕业于湖南讲武学堂,曾在部队当过团副,后来他参加红军就带有很大的投机性。舒适因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军事素质,又当过红军的高级干部,为蒋介石提供了不少红军的情况和材料,因而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解放战争时期,舒适先在东北任第五十二军副军长,后来当了杜聿明的参谋长。他在徐州“剿总”任参谋长时,改名舒适存。淮海战役结束时,正赶上他奉杜章明之命赴南京向蒋介石汇报而幸免被俘。撤离大陆退守台湾以后,他曾任台湾警备副司令。不久这个人就销声匿迹了。

  一九三三年一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担任主攻任务的敌人中路军,以陈诚为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兵分三路向我进犯,妄图消灭我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

  这时,同志已经离开了红军。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战术,已在红军中深入人心。开始,周恩来、朱德同志指挥红一方面军隐蔽地向北运动,寻机歼敌。根据曾希圣同志破译的敌台密码,我们对敌军的指挥调动了如指掌。而敌人进入苏区之后,由于群众封锁消息,对我军的行动毫无所知。我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至南丰、南城、金溪、贵溪一带地区之后,在上清宫抓住了敌周浑元的第五师。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我集中红一、红三、红五三个军团的兵力,一举将该师全歼,俘敌旅长周士达以下二千余人。上清宫是道教祖师张天师居住的地方,张天师住室里到处张挂着古字画,都是历代名人的手笔。我们在那里住了三天,一张字画未曾动过。

  这时,中共临时中央已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命令红一方面军进攻敌人重兵设防的南丰城,企图以此来破坏敌人的“围剿”计划。陈诚获悉我军围攻南丰的情报后,一面令南丰守军毛炳文的第八师据城固守,一面令其所属各纵队迅速向南丰驰援,企图合围红一方面军主力于南丰城下。

  南丰城高且固,守敌实力较强。担任主攻任务的我红三军团,在彭德怀同志的指挥。